文/多维

李波失踪、雷洋之死，分别在中港两地引起极大的关注。依然有“事不关己”声音，认为不过是失踪，不过是死了个人，香港为为何爆发市民的大散步，网友为何追问“怎么死的？”

李波在香港失踪，其妻子在惊慌中报案，后确知“以自己的方式返回内地”；雷洋之死，昌平警方的说法是突发心脏病并涉嫌嫖娼。两宗案件存在一个相同点，即在市民有限的可知信息中，李波和雷洋都是普通人，如果今天是他们，明天会不会是我？

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王汎森先生在研究乾隆年间的文字狱时发现，文人的自我审查范围远甚于政府的明令禁止，他称其为“权力的毛细管作用”。也就是说，如果制度是模糊的，则权力会膨胀，人们的自我审查和恐惧将远甚制度本身。在清代如此，在现在社会也如此。

在李波失踪案中，关注点集中在李波是怎么不通过海关进入内地，是否存在跨境执法。在雷洋之死中，人们亦没有被警方“嫖娼论”转移视线，放弃关心这条生命如何在警方的监控下死亡。令人们恐惧的是制度之外的执法、制度之外的暴力。在法律规定之外的灰色地带，警察的执法会不会演变成暴力？在真相不得见时，公民的人身安全是否会被政治力量左右？

李波失踪、雷洋之死都在暗处。如果海关有李波往返内地的记录，如果有法庭按程序宣判雷洋的“罪行”，人们会知道如何避免类似情况。可是在既有的制度之外似乎存在更强大的力量，让人不知何时被卷入、何时被“宣判”。你还没被判犯法，但可能已然“犯事”，这就是恐惧的来源。 　　由此成就了两批人：一批沉默者，他们“事不关己，高高挂起”，因为“即使我要怎么样，又能怎么样呢？”还会有一批怀疑论者，他们永远采取不信任态度，即使面对的就是真相。有人说：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来临的预兆。

沉默者易纵容恶，怀疑者则易堕入虚无，因此两者都对现状无补。鲁迅曾言及用肩膀扛起黑暗，放孩子们去光明中去的那些人；也曾说过“从来如此，便对吗？”。在类似的失踪案和死亡事件中，可怕的是纵容恶，是美国哲学家汉娜·阿伦特所定义的“平凡的邪恶”，因为没有比生命更可贵的东西了。

在生命面前，追问真理和提出质疑再合理不过。香港人的游行和内地网民的一次次追问，想必都会让情况变好一点点。我们只想活着，而且好好活着。